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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日期:2018年01月10日   
李多奎:回望一个时代的背影(四)
 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李家邻居回忆,李多奎但凡晚上有演出,一定会在后花园把场子走一遍。于是,这位一墙之隔的邻居,就经常站在凳子上,津津有味地“蹭戏”。虽说是私下的“彩排”,没有观众,但李多奎非常认真,所有唱段,一句不落,绝不敷衍。哪怕是那段早已烂熟于心的《钓金龟》,他也唱得十分投入,有时甚至还用八仙桌拼成小舞台,走一遍台步。当时,李多奎已是闻名梨园的大腕,仍然如此认真,戏曲理论家评论他,“把京剧当成了佛来敬奉”“天赋,加上这种宗教般的虔诚,没理由不成为一代名角!”
  有一次,在演出前,演员王正屏跟他开了句玩笑,未曾想,平时性格温和的李多奎,竟然生了气,跟王正屏嚷了起来;后来,李多奎请王正屏喝酒,解释说:“小子,我上场前是不能开玩笑的,就是连一句话也不能说,你犯了我的忌讳了。”说完,哈哈大笑起来。从中,可以看出李多奎对待艺术之严肃。
  李多奎自己说:“有戏时早点儿扮上,别在后台胡聊乱侃,扮上戏就到一边儿坐着养嗓子;等你一上台时,张嘴就得响堂。人家观众花钱买票看你的戏,你得对得起人家,咱们唱戏得讲良心!”李多奎的走红,除了艺术上的精益求精,还要归功于这种基于良知的认真。
  在众人眼里,李多奎不像名家大腕,倒像一位可亲可敬的邻家长者。即使大红特红之后,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,说说笑笑。演出从艺这么多年,李多奎与人合作,都是甘当绿叶扶红花,从没有特别挑剔地选择戏班。当“李派”艺术大红特红之时,李多奎却经常跟弟子们讲:“不要说什么‘李派’,我根本就够不上‘派’,我顶多是个没学好的‘龚派’,我没法跟龚先生比,我也没学好老师罗福山先生的艺术。”
  1958年,拜李多奎为师的李鸣岩回忆说,有一次去老师家,进门就恭恭敬敬地喊“先生”,没想到李多奎跟他开起了玩笑:“什么‘先生后生’的,我又没拿马竿,别叫先生,叫师父。”李多奎还经常教育徒弟们:“师父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,唱功是私底下练出来的,要多学戏、多排戏、多唱戏、多看戏,多向同行学习,千万不能觉得‘同行是冤家’!”
  李多奎受人尊敬,更在于他对徒弟之亲。旧社会的师父于徒弟,就像高高在上的“严父”,是有些架子的,但李多奎却不如此。徒弟程静华回忆,1959年她经组织介绍,拜李多奎为师,去前门参加拜师典礼,觉得师父这么大的“角儿”,应当雇辆接送的三轮车。可李多奎却一口回绝,坚持坐电车去,“咱爷俩还能溜达两步,溜溜脚、聊聊天,多好!”瞬间,程静华跟这位新拜的师父就亲近了许多,心里没有了一点儿距离。
  传统的曲艺师徒,往往弟子住到师父家里,师父贴钱教养、耳提面命,当成自己家人,徒弟则视师父为父亲一般孝敬,正所谓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”,“师父”两字即由此而来,也就是传统的“入室弟子”。除“入室弟子”,李多奎还不厌其烦地教着几位“公派”来的学生,他不光细心地带他们吊嗓子,还亲自操琴给后辈伴奏。
  在艺术行当,不仅仅是“原样学样”,模仿得再像,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、创新,也不足以成为一个流派。“李派”之所以成名,除了李多奎多年的勤学苦练、虚心继承,还在于其思想之开阔。传统老旦唱腔有一定之规,但李多奎却能从老生及其它艺术形式中收获灵感,加以借鉴改进。据李多奎长子李宗华回忆,父亲经常一边拉着胡琴、一边哼着曲子,自己摸索唱腔;除了痴迷戏曲,还喜欢听音乐,尤其是西洋歌曲。听着听着,李多奎就夸赞起人家的唱功、底气来。原来,他是在研究比较发声方法,并运用到京剧中去,适时运用“丹田”“胸腔”“头腔”,贯穿起来,使唱腔一气呵成。
  一个从小听着京剧长大的旧艺人,却能够放眼西洋唱腔,不拘泥于旧的框框,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平日的积累和准备,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京剧大繁荣中,李多奎仍能得心应手。1960年前后,李多奎与马连良、裘盛戎合演《海瑞罢官》,与张君秋、谭富英、马连良合演《状元媒》,与裘盛戎排演《赤桑镇》,与高宝贤排演《漂母饭信》。这四出戏的唱腔,均由李多奎自己设计,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。